教宗的古老传承：奥斯定会—— “不安之心”的追寻者一位奥斯定会士教宗，将为教会注入怎样的灵性基因？

白烟尚未散尽，“良十四世”的尊号仍在全球信徒口中余温未消，一个更为沉静、也更富学术气息的涟漪已然荡开：新教宗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出身于圣奥斯定会。对许多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履历上的一个注脚。但对那些洞察教会历史与灵修潜流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头条新闻。

这不仅仅关乎一位新教宗的诞生，更关乎一种独特且传承近八百年的灵修基因，正被悄然注入教宗职务的核心。普雷沃斯特不仅是一名奥斯定会士，他曾是这个修会的总会长——他们的全球领袖。

要理解良十四世，我们必须首先回溯，回到遥远的过去，回到那位来自罗马非洲、思想如烈焰般燃烧的伟人，以及他所启发的团体。一位奥斯定之子，一位继承了那位曾宣称“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它们安息于你内”的圣人灵性血脉的教宗，将为教会带来什么？

01: 起源——不仅是伟人，更是一场运动

奥斯定会的故事，并非始于一纸正式的成立法令，而是源自一位光芒万丈的巨匠：希波的奥勒留·奥斯定 (Aurelius Augustinus Hipponensis, 公元354-430年)。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像圣本笃或圣方济各那样的“创会者”。奥斯定是罗马非洲的哲学家、神学家，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也曾一度沉湎于世俗享乐与理性求索。他的灵性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至今仍是一部对灵魂与信仰、罪恶与天主吸引力进行原始而深刻搏斗的真实写照。

在他戏剧性的皈依之后，时任希波（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主教的奥斯定，并不仅仅是讲道。他将自己的神职人员聚集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团体。他为他们撰写了一部《会规》(Rule)——与其说是刻板的律法，不如说是一系列在爱德、祈祷、研习与服务中共同生活、‘同心同德’寻求天主的指导原则。

这部《奥斯定会规》是真正的基石。它是西方教会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修道会规之一，甚至早于本笃会规的雏形，尽管后者在正式修道制度中更为普及。奥斯定的愿景关乎内修生活、以团体作为通往天主之路，以及对真理（对他而言即是基督）的不懈追求。

02: “大合一”——从精神到修会的锻造

时光飞逝八百年。奥斯定的精神激励了散布在欧洲各地、众多独立的隐修士和咏经司铎团体。他们生活简朴，常居偏远之地，遵循着奥斯定的会规。

然而，十三世纪，教会见证了整合的浪潮与伟大的托钵修会 (mendicant orders) 的崛起——方济各会、道明会、加尔默罗会，当然，还有奥斯定会。他们不再是固守于单一修道院及其领地的隐修士，而是成为“弟兄们”（friars），生活在新兴的城市中心，宣讲教义，以乞讨为生，并直接参与到蓬勃发展的中世纪社会中。

在1244年，并于1256年在教宗的推动下（特别是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在1256年促成的“大合一”或 Magna Unio），这些受奥斯定精神感召的、分散的隐修团体被正式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修会：圣奥斯定隐修会 (Ordo Eremitarum Sancti Augustini, O.S.A.)，如今简称为奥斯定会。

他们被赋予了明确的使命：将默观生活（植根于奥斯丁对祈祷和研习的强调）与积极使徒工作（宣讲、教导、牧灵关怀）相结合。这种“混合生活”成为了他们的标志。

那么，他们与道明会（专注于神学正统和对抗异端）或方济各会（强调彻底神贫和效法基督的谦卑）有何不同？

深厚学养与牧灵关怀的结合：虽然道明会士也极富学识，但奥斯定会士承载着奥斯丁在恩典、自由意志和教会本质等方面的特定神学重点，并常常通过更具牧灵关怀、以团体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达。

团体作为恩典的场所：奥斯定认为真正的团体不仅是实用的，更是一种神学现实——一个基督临在、学习实践爱德的空间。这种“共同生活”至关重要。

强调内修与友谊：寻求天主的“不安之心”、向内的灵性旅程，以及灵性友谊的价值（这在奥斯丁本人的生活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都深深植根于其传统之中。

他们未必是耶稣会初创时那样的“突击队”，也未必像早期方济各会那样以极端贫困为标志。他们通常被视为学者、教育家和牧者，在一个强大的团体纽带中，培育深邃的思想与精神生活。

03: 历史的足迹——他们不只有新教宗

尽管良十四世教宗是奥斯定会目前在世界舞台上最耀眼的成员，但奥斯定会的名人录中，不乏深刻塑造了西方思想与灵修的人物：

罗马的吉尔斯 (Giles of Rome, 约1243–1316年)：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总主教，是其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师从托马斯·阿奎那，但其思想带有独特的奥斯定-多玛斯综合特征。

维拉诺瓦的托马斯 (Thomas of Villanova, 1488–1555年)：西班牙总主教，以对穷人巨大的慈善、教会改革和雄辩的讲道而闻名。他是奥斯定会学者型牧者的典范。

路易斯·德·莱昂 (Luis de León, 1527–1591年)：西班牙诗人、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学术辉煌，也曾遭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格雷戈尔·孟德尔 (Gregor Mendel, 1822–1884年)：是的，就是那位孟德尔。“现代遗传学之父”曾是布尔诺（今属捷克）的一位奥斯定会会士。他在修道院花园中进行的豌豆杂交实验，为我们理解遗传规律奠定了基础。这是奥斯定会学术传统和潜心钻研精神的绝佳例证。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这位人物比较复杂。在他点燃宗教改革火焰之前，马丁·路德也是一位奥斯定会会士。他对罪、恩典与称义的深刻神学挣扎，可以说是在奥斯定会的知识与灵修氛围中孕育（甚至可能被强化）的，因为这一传统始终在深刻地探讨这些保禄与奥斯定的核心主题。尽管他最终脱离了教会及其修会，但他的奥斯定会背景是他生命故事中不可否认的一部分。

这份名单并非详尽无遗，但它揭示了该修会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学者、圣人、科学家、诗人，乃至变革者。

04: 一位奥斯定会士掌舵——可能意味着什么？

那么，让我们回到良十四世。他的奥斯定会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履历细节，更是一面透镜。

“团体中的谦卑服务”：这纯粹是奥斯丁的精神内核。我们可以期待一种重视共议、聆听并将权威视为服务而非统治的领导风格。奥斯定会修院的“共同生活”或许会转化为一种更具众议精神、更强调协作的教会治理模式。

严谨学识与牧灵导向：一位奥斯定会教宗，很可能深思熟虑，重视神学深度和审慎明辨（奥斯丁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大师）。但这种智识将服务于牧灵关怀，服务于对人灵状况——那颗“不安之心”——的理解。

“聆听与集体决策”：从普雷沃斯特枢机“善于倾听、多方咨询”的评价来看，一位奥斯定会背景的教宗，其领导风格可能会更强调众议精神 (synodality) 和合作，正如其会规所强调的在团体中共同寻求真理。他推动在主教遴选程序中加入女性成员投票，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爱（Caritas）”作为指导原则：对奥斯丁而言，爱是最高的德行，是衡量万物的标准。来自这一传统的教宗，可能会不断呼吁教会回归这一核心，尤其是在处理社会正义问题时。

桥梁搭建者：奥斯丁的巨著《天主之城》(City of God)深刻探讨了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一位奥斯定会教宗或许独具优势，能够驾驭教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寻求共同点和对话，正如良十四世渴望教会成为一个“搭建桥梁、接纳所有人”的团体。

新教宗选择“良”为名号，特别是向颁布《新事》通谕的良十三世致敬，这与奥斯定会的精神魅力完美契合。奥斯丁关于“两座城池”的神学思想，为参与社会结构、倡导正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框架。

05: 持久的追寻

奥斯定会，这个往往不如其他托钵修会那样引人注目的团体，数百年来一直是教会内部一股稳定、富有智识且充满牧灵关怀的力量。它源于基督宗教最伟大思想家之一那灼热的灵性旅程，它珍视在团体中共同追寻天主，珍视对智慧的探求，以及爱那永恒不息的召唤。

如今，一位奥斯定会士登上了伯多禄的宝座，教会或许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个深刻体察人类心灵那份持久“不安”的声音所引领，同时，这个声音也深信，这份不安最终将在那位既是超越真理又是内蕴之爱的天主内找到答案。从希波到梵蒂冈的旅程漫长，但对于此刻的历史而言，或许再恰当不过。这位“拉丁洋基”教宗，或许正是羊群此刻需要的奥斯定会牧者。

（来自微信公众号：流码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