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坐标中的制度实践：四次关键教宗选举的深度案例分析

前文对现代教宗选举（Conclave）的规程、历史演变及与世俗选举的对比进行了系统梳理。然而，任何制度的生命力、有效性及其潜在的脆弱性，都需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审视。通过剖析历史上若干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或引发重大后果的教宗选举案例，我们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选举规则的实际运作、影响选举结果的复杂因素、制度演进的驱动力以及教会权力交接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将选取四个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关键选举案例，进行客观的深度分析，以期从历史实践中获得更丰富的认知。

案例一：1268–1271年维泰博教宗选举僵局

这是史上最长的教宗出缺期和选举之一，长达约33个月之久。

1268年教宗克勉四世去世后，仅有20位枢机有权选举，由于派系严重对立（法籍与意籍枢机倾轧），投票多次无果。

选举进行了一年多仍看不到尽头，当地主政者被迫采取极端措施：将所有枢机锁闭在维泰博教宗宫内，断绝佳肴供应，仅给以面包和水充饥，并拆除宫殿屋顶，令枢机们日晒雨淋，以此逼迫尽快选出教宗。然而即使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枢机团依旧又拖延了一年多才达成一致。

最终他们选出的不是原先呼声高的任何一位枢机，而是一位既非枢机、甚至不在罗马的隐修士——特奥巴尔多·维斯孔蒂（当时正在十字军东征途中的教宗使节）。特奥巴尔多赶回意大利即位，号称教宗额我略十世。

额我略十世深感此番选举拖延之久、影响之恶劣，因此在1274年大公会议上颁布《危险之处》宪令，创立了秘密会议制度，用制度手段杜绝此类僵局再现。维泰博事件也常被视为首次实际意义上的“教宗秘密选举会议”，对后世选举制度影响深远。

案例二：1378年教宗选举与西方教会大分裂

1378年的教宗选举引发了教会史上著名的“大分裂”。

当年3月，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在罗马辞世。他是在位期间将教廷从法国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的，但枢机团多数成员仍为法籍。罗马民众担心新教宗若为外籍可能又迁离罗马，因而在选举召开时包围哄闹，要求选出一位罗马或意大利人。

在这种压力下，枢机团仓促选出了意大利籍的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尔托洛墨奥（即教宗乌尔巴诺六世）。乌尔巴诺六世脾气严厉执拗，上任后与许多法籍枢机关系恶化。

仅过数月，13位不满的枢机（多为法国人）以“选举在暴民恐吓下进行，结果无效”为由宣布另立他人。他们撤至意大利富利，于9月另选出一位法国籍教宗克雷芒七世，并重新迁回阿维尼翁执掌教廷。由此天主教会同时出现两位教宗互相对立，各自拥有一批枢机和国家支持，史称“西方教会大分裂”。

该分裂持续近40年，1409年比萨宗教会议试图调停又另选出第三位教宗，使局面更为混乱。直到1417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罢黜了当时的三方教宗，改选马丁五世才结束分裂。1378年的选举因受世俗政治和民族矛盾介入，直接诱发了教会分裂，是教宗选举史上争议最严重的案例之一。

事后教会更加重视选举程序的独立和合法性，以防外界压力再次造成类似危机。

案例三：1903年教宗选举与世俗否决权的终结

1903年的教宗选举突出体现了世俗势力对教宗选举的最后干预，也是“排外权”（世俗否决权）在史上最后一次使用。

当年7月，教宗良十三世去世，枢机团在罗马秘密会议选举继任教宗。时任教廷国务卿、意大利籍的马里亚诺·兰波拉枢机被视为热门人选。但在投票过程中，来自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枢机扬·普西那突然依据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授意，行使否决权，当众宣读声明反对兰波拉当选。这一举动使兰波拉失去继续竞选的机会，枢机们只得转而支持另一位折中候选人——威尼斯宗主教朱塞佩·萨尔托枢机。

最终萨尔托高票当选，是为教宗庇护十世。庇护十世对世俗势力插手教宗选举极为愤慨，登基后仅6个月即颁布宪令，全面禁止今后任何俗界干预教宗选举的企图，明令若有枢机为世俗权力递交否决通知，将立即被处以绝罚。自此以后，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等旧有天主教君主的排外特权不复存在。

1903年选举因此成为教宗选举去除外部政治影响的里程碑：它先有奥匈帝国行使最后一次古老特权，继而促成新教宗废除该特权。在这次选举中落选的兰波拉枢机后来未能成为教宗，但担任要职直至去世。他的被否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旧时代教宗选举受天主教列强操纵的结束，而庇护十世的当选则开启了教宗选举完全独立于君权的新纪元。

案例四：1978年教宗选举：“三教宗年”与教宗国际化

1978年是教会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先后经历了两次教宗选举会议，出现了三位教宗，被称为“教宗三换年”。

首先，1978年8月教宗保禄六世逝世，枢机团于8月选出了威尼斯宗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枢机，即若望保禄一世。然而新教宗上任仅33天便因病猝然离世，震惊世界。

教会被迫在10月再次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选举。这次选举中，原本的意大利籍热门人选未被选上，反而一位来自东欧共产国家的波兰枢机——克拉科夫总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意外地在第八轮投票中胜出。沃伊蒂瓦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圣若望保禄二世。

他的当选极具历史意义：他是自16世纪荷兰籍教宗哈德良六世以来455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斯拉夫人出任罗马教宗。由于教宗职位长达数世纪一直由意大利人把持，沃伊蒂瓦的当选在当时被视为极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许多观察家将其解读为圣神引领教会走向全球化的象征性时刻。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任期长达27年，他在位期间环游世界、发挥了对东欧剧变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教宗的国际声望。

1978年的两次选举展现了现代教宗选举制度的平稳和灵活：即便一年内教宗连续出缺两次，选举机制依然迅速地产生了新的领袖，并实现了教宗人选从意大利本土向全球教会的突破。这为后来的教宗国际化铺平道路。2013年，方济各教宗成为近1300年来首位拉丁美洲出身的非欧洲籍教宗，再次印证了选举制度所孕育的教宗人选全球化趋势。

结论：历史为鉴，制度演进的持续动力

这四个跨越不同时代的教宗选举案例，如同一面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这项独特制度在实践中所经历的困境、危机、改革与韧性。

从维泰博的极端僵局到制度化的Conclave，从罗马分裂的惨痛教训到对外部压力的警惕，从告别世俗否决的独立宣言到现代规则下的共识形成，历史案例生动地揭示了教宗选举制度并非抽象的规则集合，而是在真实权力博弈、思想碰撞、内外环境互动中不断被塑造、被检验、被赋予生命力的动态过程。

理解这些历史坐标，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教宗选举这一古老而仍在运行的权力交接机制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来自微信公众号：流码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