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识到枢机，从干预到封闭：教宗选举制度的千年演进轨迹

我们在前文详细解析了现代天主教教宗选举（Conclave）的精密规程。然而，这套看似稳固的体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是教会应对内部纷争、外部压力以及对自身独立性不懈追求的漫长演进结果。理解教宗选举制度的现状，离不开对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追溯。

本文旨在依据历史文献与研究，按历史阶段梳理教宗选举制度的演进及关键节点，系统梳理教宗选举从初期教会实践到现代规则体系形成的关键变革、动因及其深远影响。

一. 初期教会：公议选举与世俗影响

在最初几个世纪，罗马主教（即后来的教宗）通常由罗马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共同推举产生。

当时罗马主教的选立方式与一般教区主教类似：本地教会成员（包括邻近教区主教）集体推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然后交由全体信众承认拥护。

这种公议推举未采用严格投票，而往往以一致同意或信众欢呼方式确定人选。例如3世纪的圣居普良记载罗马教宗科尔乃略即是在“上主及教会的旨意、几乎全体圣职人员的见证以及众多善信的一致同意”下当选。然而，由于缺乏明确规则，这种公开推选有时会引发纠纷，甚至出现对立教宗（antipope）——即同时有多人声称自身为合法教宗的局面。

与此同时，强大的世俗政权对教宗人选也日益产生影响。

公元4世纪起，罗马帝国皇帝开始介入罗马主教的任命。例如418年西罗马皇帝霍诺留支持波尼法爵一世出任教宗，平息了一场选举纠纷。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皇帝通常要求对新教宗的选举结果拥有确认权：选举结束后需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请皇帝批准教宗就职。君士坦丁四世皇帝在教宗本笃二世时发布诏令，正式放弃了皇帝核准教宗当选的要求（即教宗选举结果可不经皇帝批准直接生效）。此举逐步减少了拜占庭皇帝对罗马教宗选立的控制。至8世纪中叶，以教宗良二世（684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协议，基本结束了东罗马皇帝对罗马主教选举的直接干预。

然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拜占庭影响力减弱，意大利半岛的贵族家族和随后崛起的法兰克-德意志皇帝介入教宗选举，导致教宗选任在9-10世纪陷入封建势力操纵的困境（教会史称“黑暗时期”）。罗马的权贵家族常常拥立自己的族人为教宗，教宗宝座一度被罗马贵族世袭垄断，甚至出现教宗被废黜、暗杀的乱象。这一时期教宗选举缺乏透明规范，世俗权势的干预使教宗职位沦为政治斗争的筹码，严重损害教会威信。

二. 中世纪改革：枢机团确立与秘密会议诞生

为扭转教宗选举的混乱局面，中世纪教会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是1059年教宗尼各老二世在拉特朗宗教会议上颁布的诏书《以天主之名》（In Nomine Domini）。这部法规第一次明确规定由枢机主教团专享教宗选举权，罗马平信徒和一般神职人员不再直接参与推选。根据诏书，罗马教区的六名枢机主教（当时枢机分为主教级、司铎级、执事级）应先行商议候选人，然后召集全体枢机共同投票选出教宗。选举结果原则上通知罗马民众认可，但民众已无否决权。

这标志着枢机团成为教宗选举的法定主体，教宗选举从此走上内部选举的轨道。尽管诏书中仍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于选举的某些权利（实际上是对当时皇帝亨利四世的妥协），但也强调若无教宗同意皇帝不得干预选举。这一改革澄清了选举人的资格范围，为后世选举制度打下基础。

由于1059年的规定未明确胜选规则，枢机投票仍可能产生僵局或多重选举。教宗亚历山大三世遂于1179年在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进一步改革，制定三分之二多数票原则：即只有当候选人获得不低于枢机选举人三分之二的支持方可当选教宗。这一高票数门槛旨在防止少数派枢机各立教宗，从制度上解决一人未过半数时选举无效的问题。自此以后，三分之二多数成为教宗选举的基本规则，延续至今。

然而，严格的高票数要求也导致某些选举出现长期僵持。

13世纪中叶，枢机团人数很少且派系斗争严重，有时因意见无法统一而长期无法选出新教宗。例如1268-1271年的教宗出缺期长达将近三年，是史上最长的教宗选举空位期。当时教宗克勉四世逝世后仅有20名枢机，且分裂为亲法派和亲意派，两派互不妥协，选举久拖不决。

在候选人久未定的情况下，选举举办地维泰博城的市政当局采取了极端措施：将枢机们反锁在主教宫内，不给他们供应正常饮食，仅以面包和清水充饥，并拆除屋顶让风吹日晒，以逼迫他们尽快作出决定。

即便如此，枢机们依旧又耗费了一年多才完成选举。最终他们选出的竟是一位非枢机人士（特奥巴尔多·维斯孔蒂执事），此人即位后称教宗额我略十世。维泰博这次选举因实施了封闭隔离、断粮逼迫等举措，被视为首次实际意义上的“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先例。

有鉴于1268-1271年的教训，教宗额我略十世决心防止教宗选举的冗长拖延。他在1274年召开的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上颁布宪令《危险之处》（Ubi Periculum），正式规定了严格的选举隔离制度。

主要条款包括：教宗出缺后十日内所有有投票权的枢机必须赴指定地点开会选举；选举期间将枢机们幽闭于一处，不得随意离开；最初三天如未选出教宗，从第4天起减少膳食供应；若再过5天仍未选出，则从第9天起仅给每人提供面包、清水和葡萄酒果腹；枢机选举人只能带一两名仆从随行，期间不得接受任何教会俸禄，以免滞留谋利。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加快选举进程、防范外部干预，可说是“秘密会议”制度的正式诞生。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由此成为常规：拉丁语“Conclave”意指“用钥匙一起锁起来”，正是对这种幽闭选举形式的形象描述。

然而，1274年的严苛新规一开始并未被枢机们欣然接受。额我略十世去世后不久，他的继任者教宗英诺森五世和哈德良五世皆短命而没能巩固该制度；1276年教宗若望二十一世上任，当年即以诏书《允许愉快的回忆》废除了《危险之处》的规定。

显然，多数枢机对断粮相逼的选举方式心怀不满，纷纷倾向于恢复宽松的选举环境。然而此举又导致随后的选举重现僵局。1292-1294年的教宗出缺期历经两年仍无结果，最终枢机团破例选出一位隐居山区的苦修者——圣彼得·莫罗内为教宗，史称雷定五世（即圣塞莱斯廷五世）。这位老修士当选教宗仅五个月即因不堪重负主动退位，成为史上少见的教宗辞职案例之一。

雷定五世在位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重新恢复1274年的选举隔离严格规定。尽管他本人很快退位，但其恢复的制度为后来教宗所继承。自此之后，教宗选举被幽闭进行逐渐成为教会常规，极端拖延的空位期也大为减少。

三. 动荡时期：大分裂与近代调整

14世纪末，教宗选举制度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即所谓西方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

1377年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结束了教廷迁往法国阿维尼翁的“巴比伦流放”，返回罗马。然而他不久去世，引发了1378年的教宗选举。罗马平民和部分意大利籍枢机强烈要求选出一位罗马人或意大利人教宗，以免新教宗再次将教廷迁回法国。在罗马民众的骚动压力下，枢机团（多数成员是法籍）仓促选出意大利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尔托罗墨奥·普里尼亚诺为教宗，即乌尔巴诺六世。

但乌尔巴诺六世性情刚愎，引起法籍枢机不满。这些枢机随后宣称在暴民威胁下的选举无效。他们退至意大利城市富利，通过另一次选举推举出一位法国籍对立教宗克雷芒七世（回到阿维尼翁）。由此天主教会同时出现两位教宗，欧洲各国也分裂为效忠罗马教宗或阿维尼翁教宗两派。这种局面持续了数十年，后又出现第三位比萨教宗，使教会权威大受损害。

1417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召开，通过让所有对立教宗退位或罢黜，重新由包括枢机和各国代表共同选举出一位新教宗马丁五世，结束了大分裂。大分裂的教训促使教宗选举更强调程序合法与多数共识，以避免再度发生多重教宗并立的混乱局面。此后，教宗选举的规制愈加细化，确保选出的教宗在程序和教会法上无可争议。

近代早期，教宗选举又经历了若干重要调整。

其中之一是枢机团规模的变化。

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枢机人数一直不多（有时仅十余人），到16世纪时教宗思道五世（西斯笃五世）于1587年颁布谕令，将枢机总数上限固定为70人（象征《圣经》中梅瑟身旁70长老协助治理以色列）。此后的三个多世纪里，70人成为枢机团的标准规模。

但到了20世纪，为因应全球教会的发展需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先后打破这一上限：若望二十三世在位时不再拘泥于70名的限制，擢升了更多国家的枢机，使枢机团规模扩大。

1970年保禄六世进一步改革，除了订立枢机80岁高龄不参选外，还正式将选举人上限设为120人。这一数字后来虽非绝对（历任教宗都曾一度超出该数，如若望保禄二世某次擢升后达到过过125名选举人），但基本成为近代选举的规模标准。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世俗君主干预权的消退。

中世纪以来，世上一些天主教大国的君主自称拥有教宗选举的“排除权”（Jus Exclusivae），即俗称的教宗选举否决权。

传统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及其兼任的那不勒斯国王）被认为可以各自通过己方的“王室枢机”在选举中一次性地排除某位他们坚决反对的人选。这种干预通常在某位候选人即将达到当选票数时，由代理该世俗元首利益的枢机当场宣布“某某人不受国王陛下认可”，迫使选举中止该候选人的当选。

否决权在17-19世纪的教宗选举中行使过多次，例如法国曾多次否决奥地利不喜欢的人选，反之亦然。最后一次否决权的行使发生在1903年教宗选举：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克拉科夫枢机普西那宣布，反对时任枢机国务卿马里亚诺·兰波拉当选教宗。兰波拉原被视为热门人选，但因奥地利的阻挠未能当选，最终枢机团转而选出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朱塞佩·萨尔托枢机，即教宗庇护十世。

庇护十世对世俗政权干预深感不满，他在当选半年后（1904年）颁布宗座宪令《受众托付》（Commissum Nobis），宣布今后任何俗界势力不得干涉教宗选举，任何意图行使否决的行为都将导致相关枢机立即被绝罚。自此，君主的教宗选举否决权彻底成为历史，此后的选举再无世俗政权公开介入的合法途径。

19世纪末至20世纪，教宗选举制度逐渐定型并现代化。1922年起的几任教宗先后将选举的细节程序以成文法规固定下来，例如增加秘密写票方式、防止舞弊的举措等。1621年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就曾发布诏书《永恒天父之子》（Aeterni Patris Filius），详细规范了投票计票流程，并禁止枢机在投票中把选票投给自己。19-20世纪的教宗们则在此基础上完善了选举仪式和礼法。1963年教宗保禄六世废除了选举中历史悠久但形同虚设的“九日守丧后才能宣布当选”和“三级欢呼”等繁文缛节，为现代选举程序铺平道路。1978年发生了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上任33天突然去世、当年需两度召开秘密会议选出新教宗的特殊情况，但选举过程依然平稳进行，这表明制度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四. 当代演进：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的改革

20世纪末，随着教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教宗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最后几次重要调整。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位超过26年（1978-2005），于1996年颁布新的宗座宪令《主的普世羊群》，系统整理了教宗选举的所有法规。该宪令在继承传统原则的基础上，取消了一些沿袭多年的过时做法，例如废止了前述“折衷”（委托小团体选举）和“一致欢呼”（鼓掌一致推举）两种选举方式，明确规定只能通过秘密投票选举教宗。

宪令还对选举细节做出规定，如选举开始的时间（教宗死后15-20天）、具体投票和计票步骤、枢机助理人员安排、保密纪律和违者处罚等，成为现代教宗选举运作的指南性文件。若望保禄二世的改革还包括落实保禄六世的80岁选举人年龄限制、规定宗座出缺开始时未满80岁的枢机仍可参加投票等细节，使选举规定更加清晰完备。

教宗本笃十六世（2005-2013在位）则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两次重要修改。

一是他在2007年发布自动手谕，撤销了若望保禄二世1996年宪令中关于久投不决时可改为过半数决定的条款。他重新规定无论选票多少轮，始终要求当选者得到不少于三分之二选票，以维护教宗当选的合法性和教会一致。

二是他在2013年2月（宣布退位前夕）颁布手谕《若干规定》，允许枢机团在全体选举人到齐的情况下无需等待满15天即可提前开始选举，并加强了选举保密纪律等。

总体而言，21世纪初的这些修订进一步完善了选举制度，使之既忠实传统又适应现实。方济各教宗在位期间（2013年至今）并未对选举制度本身做出大的变动，目前施行的仍是1996年宪令经2007和2013年修订后的版本。可以说，当代教宗选举制度已经臻于成熟，在保持宗教精神的同时具备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保障。

五. 对未来教宗选举的展望

展望未来，天主教教宗选举制度预计将在总体框架保持稳定的同时，根据教会发展和时代需求继续细微演进。主要几点展望和可能的发展包括：

•选举人组成变化和影响：

当前枢机选举人构成已经较以往更加国际化，而且相当比例是教宗方济各擢升的。随着方济各在任内多次擢升新枢机，截至2024年底大约80%的选举人由他任命。这意味着下一任教宗的人选很大程度上将在方济各所任命的枢机中产生。一些分析人士据此推测，下届教宗可能在理念上延续方济各推动的牧灵方向和改革路线。

然而，必须强调，秘密会议投票充满不确定性，枢机选举人会在祈祷和讨论中独立投票，并不受任命者的直接影响。因此，尽管选举人组成会影响教会总体倾向，但教宗选举结果仍难以完全预测，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未来选举中，随着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枢机比例提高，出现第二位“非欧洲教宗”或首次非西方籍教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将进一步体现教会的普世性。例如有评论指出，方济各作为1300年来首位非欧洲教宗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将来来自非洲或亚洲的教宗也许会诞生。

•制度改革与选举人范围：

教宗选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稳健，大幅度变革的需求和可能性都很低。枢机团选举教宗的模式沿袭近千年且运作良好，教会内部对此有高度共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教宗会让非枢机人士（如普通主教、神长甚至平信徒）参与投票。

不过，教会内也存在一些关于改革的讨论。例如有人建议未来可考虑让全世界的主教代表（主教团）参与选举，从而扩大教宗选举代表性。还有观点设想召开一次特别的主教会议来选举教宗。然而根据现行法规，除非有教宗事先批准的特别安排，否则在宗座出缺期间不允许举行大公会议或主教会议来行使选举职能。 因此除非未来某任教宗主动改变选举规则，否则短期内仍将维持由枢机团选出教宗的传统模式。

•技术与保密措施：

随着科技发展，未来选举在保密安防方面可能会采用更新的技术手段，例如更先进的通讯屏蔽和反窃听设备，以确保秘密会议的绝对隐秘性。这方面梵蒂冈已在2013年选举中采取了全面的电子干扰和封闭网络措施。可以预见，教宗选举将继续严格抵御任何电子泄密的风险。

然而，不太可能出现电子投票、远程投票等现代选举技术在教宗选举中应用的情形。主要原因是教宗选举非常强调仪式感和安全性，枢机们聚集一堂当面投票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和可靠性，遥距或电子投票被认为缺乏所需的庄重和保密保障。

•教宗退位常态化的影响：

2013年本笃十六世成为近600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宗，其举动为未来教宗在高龄或健康不佳时退位开了先例。如果未来教宗退位变得相对常见，那么教宗选举可能比以往更频繁地举行。在位教宗退位意味着前教宗可能仍健在，此时举行秘密会议选举新教宗在礼仪和情感上都是教会的新课题。尽管前任教宗不会参与选举，也无权干预，但信众难免会关注前教宗的态度和影响力。

为应对这种情况，教会或许会制定更多规范，以明确前教宗在新选举期间应保持的低调和隐退原则。总体而言，教宗退位的先例将促使选举过程中对教宗职位“空缺”性质的理解有所调整，但选举基本程序无需改变，因为不论教宗因故去世还是退位，枢机团都按同样规则选出继任者。

•总体展望：

天主教教宗选举制度经过历代教宗的完善，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稳定性与适应性。教会向来注重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既捍卫选举制度的圣统独特性，又会根据需要进行有限调整。

从目前情况看，枢机团选举教宗、三分之二多数票当选等核心原则将继续沿用，重大变革可能性很小。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更多在于“人”而非“制”：即枢机团自身的构成以及他们通过选举将选出怎样风格和背景的教宗。这取决于圣神的引导和教会当时的需要。

无论是谁当选教宗，选举制度都确保了其产生过程符合法规、凝聚共识。这种制度设计在过去近千年中维护了教会的连续性与稳定，展望未来，它仍将是天主教会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石，继续履行挑选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神圣职责。

（来自微信公众号：流码公社）